1951年，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，行刑当天，黄茂才突然大喊：别杀我！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，我是无辜的！
1951年四川荣县的一处刑场，寒风卷着尘土掠过黄茂才的耳边。
这个曾经的渣滓洞看守跪在泥地上，脖颈后的肌肉紧绷着，等待着子弹穿透身体的那一刻。
他突然扯着嗓子大喊，声音嘶哑却穿透了风声，我是渣滓洞的看守没错，但我为江姐做过事！我给共产党送过信...
监场官皱起眉头，在那个“镇压反革命”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，这种求生呐喊司空见惯。
但他看着黄茂才那双充满恐惧却又无比坚定的眼睛，迟疑了。
这个瘦弱的男人，看起来更像个账房先生，面相确实好，实在不像传说中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
子弹最终没有飞出，但等待黄茂才的并不是自由，而是长达28年的炼狱。
这一切的荒诞与救赎，都要从1945年那个潮湿的重庆夏天说起。
那时黄茂才只有20岁，一个地道的四川荣县娃子。
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，很多人家都想尽了办法。
可能很多观众，都听家里人讲过这样的事情，黄茂才的母亲也不例外。
当时，她托了当小地主的远房亲戚，刘重威，对方帮忙，给娃找个安稳的“公家差事”。
结果差事是找着了，却是去歌乐山的渣滓洞监狱当看守。
在国民党的宣传里，那里关着的都是杀人不眨眼的“土匪暴徒”。
可黄茂才一进那道沉重的大门，心就凉了半截。
他看到的不是暴徒，而是被折磨得血肉模糊、却依然腰杆笔挺的读书人、工人甚至妇女。
1948年，江竹筠——也就是后来全国熟知的江姐，被关进了渣滓洞。
黄茂才负责登记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个瘦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女人，竟然是他的大邑同乡。
江姐那双眼睛太亮了，亮得让心虚的黄茂才不敢直视。
在那座被称为“人间地狱”的魔窟里，国民党特务把招数都用遍了，也没能从江姐嘴里掏出一个字。
某次收风时，江姐在昏暗的走廊里轻声叫住了他。
黄茂才浑身一激灵，左右看了看，心脏狂跳。
在渣滓洞，私通犯人是掉脑袋的。
但他看着江姐那双被折磨得满是伤痕、却依然温和的眼睛，那句“不行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江姐递给他一个小纸团，那是她写给家人的“示儿书”，帮我送出去，求你了...
最终，良知胜过了恐惧。
他利用外出采购的机会，把这封满载着母爱与信念的遗书送到了地下党的联络点。
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在这冰冷的铁窗外，还有另一种活法。
从那以后，这个名义上的国民党看守成了渣滓洞的“特殊信使”。
他不仅帮江姐送信，还帮曾紫霞、胡其芬等革命者传递情报。
为了安全，他甚至学会了像特务一样伪装，在鞋底、衣领、甚至是挖空的馒头里藏信。
据后来的档案记载，他先后成功送出了二十多封极其关键的情报。
1949年，就在屠杀发生前的两个月，由于黄茂才并非特务嫡系，且立场“不够坚定”，被遣返回乡了。
临走前，他最后一次冒险，帮胡其芬送出了那份著名的《最后的报告》。
这是在狱中革命志士总结的斗争经验，字字泣血。
三天后，也就是11月27日，渣滓洞燃起了漫天大火，207名烈士壮烈牺牲。
黄茂才在老家的报纸上看到消息，一个人躲在柴房里哭得稀里哗啦。
他以为，自己救下的人太少了，他的那些微小的善举，早已随着那些大火和英灵灰飞烟灭。
可历史最擅长的就是开玩笑。
1951年，黄茂才因为曾担任渣滓洞看守的身份被捕。
尽管他声嘶力竭地喊出“我救过江姐”，但在那个尸骨未寒、证据全无的时期，这种说辞听起来更像是狡辩。
死刑被暂缓了，却改判为无期徒刑。
从1953年到1981年，黄茂才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汉。
但他没疯，也没死，他一直在等。
转机发生在1981年。
重庆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历史档案时，偶然发现了一份名为《狱中意见》的复印件，这是从当年的一份绝密情报中剥离出来的。
他们顺藤摸瓜，找到了当年侥幸逃过大屠杀的幸存者——曾紫霞。
此时的曾紫霞已是医学教授。
当调查人员提到“黄茂才”这个名字时，老人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她一把抓住对方的手：黄茂才？
他还没死？
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，江姐的信全是他送出去的！
紧接着，更多的证词出现了，到了1982年4月12日，荣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——撤销原判，宣告无罪，恢复名誉。
当59岁的黄茂才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时，他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。
2011年7月7日，87岁的黄茂才前往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村，在江竹筠故居铜像前鞠躬。
他看着那尊铜像，仿佛又看到了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。
他这一生，做过看守，当过囚犯，最终在历史的长河里，找回了自己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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